横向的学术史考察也表明，心术概念不仅为前心性时期的儒家所重视，也为同时的其他诸子所重视，是儒、道、墨、黄老各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老庄的超道德论一方面围绕着自然人性概念展开对仁义礼乐的批判，一方面沿着人性的纵深，提示通于神明之德的可能途径，从而建构不同凡响的社会政治理论和伦理学。卒乎无穷者，德也(《管子·幼官》、《兵法》)，是从无端和无穷的角度诠释道、德。

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对道家形而上学的内容结构和理论特征予以提纲挈领的概括。(《老子》第19章) 《老子》第19章绝仁弃义，郭店竹简《老子》甲本作绝伪弃诈。庄子质疑仁义，否认将其等同于道德，难道不是尼采宣称的价值重估吗？ 《庄子》也许洞见到了战国中晚期社会政治的深刻变动——即从德礼体系向道法体系的转折，深刻批判了作为价值观念的仁义已变得苍白无力甚至伪善无耻的冷峻现实，进而以为，仁义既不是人性之固然，也不是道德之真谛，而且还是道德沦丧的表征与原因。比如说时常攻人未防的惊人的话语和故事，特异性的逻辑和戏谑性语调，模棱两可的词句和吊诡矛盾的表述。换句话说，尽管metaplaysics这个词源于亚里士多德，但形上学的思想却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至少它在赫拉克利特拈出的逻各斯(logos)概念中已见端倪、在巴门尼德真理之路中略具雏形。

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32)既然如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德(主要是玄德)是无名的。皮锡瑞指出：胡传首戒权臣，习艺祖惩艾黄袍之非，启高宗猜疑诸将之意。

此其立言之大失，由解经之不明也。绍兴初，秦会之(秦桧，字会之——引者注)为亚相，引康侯侍经席。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战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二)论庆元党禁 宋宁宗庆元年间，宣布道学为伪学，贬逐朱熹及其门生蔡元定和同党共59人，史称庆元党禁。

(34)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5～236页。陈公良翰、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

此时若实行秦桧和胡安国的主张，通过将诸帅军中的河南河北部曲遣回原籍来削减其兵权，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且当时韩、岳之勋名尚浅，并未对皇权构成威胁。(31)如卷二卫州吁弑其君完条、翚帅师条，卷三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条，卷七庆父帅师伐于余丘条，卷九公子庆父如齐条，卷十公子庆父出奔莒条、郑弃其师条，卷十六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条，卷二十一作三军条，卷二十七公会晋师于瓦条等等。一百多年前，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判开始为学者所提起。(4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1142～1143页。

(63)王夫之：《宋论》卷三，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101～102页。(6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1143页。其二，对于《春秋》学的态度素为北宋新旧两党斗争之焦点，王安石视《春秋》为断烂朝报，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讲，而其政敌程颐则视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⑥，新旧两党交替主政，《春秋》学之兴废亦三起三落，宋高宗对这一斗争作出了肯定旧党和程学的总结。(30)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4～236页。

⑤这些出自宋高宗手笔的文献，蕴涵了丰富的信息。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撰成进呈，高宗甚为激赏，称其深得圣人之旨(12)，将其置之座右，盛赞安国明于春秋之学，比诸儒所得尤邃(13)。

进入专题： 王船山 士大夫政治文化 。亦孰知桧之别有肺肠，睥睨宗社，使不死，乌可制哉？(36)但这是后话了，至少在践行兵权不可假人这一点上，所谓君子与小人是志同道合的，而非君子知人不明。

而《春秋胡氏传》对于赵构之所以重要，不仅在其反复提醒赵构勿忘旧章，而且还为他提供了亟称桑维翰之功的合法性依据和可资效法的历史经验。(72)这些话说得何等沉痛。王夫之谓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所为如此，岂特不能复而已？……汉武帝引春秋‘九世复仇之说，遂征胡狄，欲为高祖报仇，《春秋》何处如此说？……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自诡耳。王孝先以加诸丁谓而俯首以死海滨者，此而已矣。《春秋家说》更批评胡安国奖秦桧为管仲，助长其杀害岳飞并解除韩世忠、刘光世之兵权的忮心(忌刻之心)：庄公在外，兵十七举，亲将者十三。

师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89)王夫之：《春秋世论》卷一，载《船山全书》第5册，第405页。

所谓疑，包括外忧内患两方面：宋之南渡，金挟余毒，逼称臣妾，韩岳刘张，拥兵强盛。所谓激，包括主客观两方面：客观上，是王安石贬低和排斥《春秋》的激(刺激)。

心两疑，说两存，邪正参焉。(84)王夫之：《黄书·宰制第三》，载《船山全书》第12册，第508页。

复欲内防，削指臂之势。秦桧撰《宣圣七十二贤赞像记》，太常寺为《文宣王赞》谱曲。(18)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载《宋史研究集》第3辑，台湾，编译馆，1966年，第116页。(83)王夫之：《春秋家说·叙》卷上，载《船山全书》第5册，第106页。

《文宣王赞》曰：大哉宣圣，斯文在兹。但胡安国侧重肯定的是桑维翰夺景延广之兵权，这对宋高宗和秦桧是有现实意义的，所以王夫之才称之为秦桧之嚆矢。

该书序言记录了其父关于胡安国在《春秋》学史上之地位的论述：三传之折衷，得文定而明。(三)论韩侂胄北伐 王夫之首先勾勒了南宋时期主战与主和两派之争的总体线索，他说：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和与战耳。

(62)王夫之：《宋论》卷十三，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300页。(49) 最后，论定导致后晋灭亡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桑维翰，景延广无罪：以石氏论，称臣称男，责赂无厌，丑诟相仍，名为天子，贱同仆隶……重敛中国之所有，以邀一日之欢，军储不给而军怨于伍，流离载道而民怨于郊……石氏之亡，桑维翰实亡之，而奈何使延广代任其咎也。

……以表章儒者之言，而冀以动天下之利于为儒，则欲天下之弗贱之也，不可得已。胡安国继承了这些思想，把《春秋》大义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原理联系起来。对此，王夫之专门写了《桑维翰请事契丹为万世罪人》，与胡安国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唯殡宫一议，足以倾动宫府，置诸不赦之罪。

欧阳修《五代史》遂把后晋灭亡归罪于景延广，说晋氏之事，维翰成之，延广坏之。而腐儒们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反而以桓温志存乎篡来阻止其恢复中原，且后世儒者竟对此毫无异议，岂不可悲？ 王夫之借谴责东晋儒臣因桓温北伐遭枋头之败而幸灾乐祸，联想到岳飞被杀之事而发挥道：秦桧之称臣纳赂而忘仇也，畏岳飞之胜而夺宋也。

在这个崛起的民族中，人民自由地从事其勤劳致富的经济活动，治地者，有而富有。从人的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出发，王夫之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自畛其类：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

兵权不可假人，既为宋之‘隐虑，‘朝章，则岳鹏举被害为必然之事，勿待文定绍之，况胡氏之立说本有其渊源欤。桧抑术愈工，志愈惨，以为驱之北而不可者，无如杀之罢之，权乃尽削而事易成。